1930年1月1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公布《元旦文告》，犹豫满志地表示：“总理弥留之际，以奋斗和平救中国之重任，付诸本党诸同道。我同道秉持遗绪，费力奋斗，亦既有年，中心反侧时闻，兵戈迭作；赖诸同道之同心专心一德，不屈不挠，叛乱党国之徒，次第削平。自本年起，当可渐现和平曙光，举训政之纲，上建设之轨矣。”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至同年底张学良于东北实行“易帜”，国民党在情势上同一了中国。所谓“情势上”，意味着这不是真正同一，北伐期间与蒋介石互助的各地方实力派，在“同一”之后依旧掌握部队、盘据一方，南京方面不得不对其加以怀柔，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主席，变相认可了各“山头”的土地，算上蒋介石的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的东北，此时的中国便大抵处在六雄师事集团分立并存的状态。

为了强化中央权势巨子，自1929年起，蒋介石着手“削藩”。他先是组织“编遣集会”，想用和平方式淘汰地方武装，可却是应者寥寥，各地方实力派都把自己的部队视为禁脔，一兵一枪都不愿“编遣”；到头来蒋照旧只能走回“武力同一”的老路，从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再到蒋唐战争，反抗南京中央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及盘算主意要“迎汪反蒋”的张发奎、唐生智，均被蒋逐一击败，南京政府的统治气力得到极大增强。

难怪在1930年的《元旦文告》里，蒋介石要对这一年致力于“和平建设”满怀向往了，既然“叛乱党国之徒，次第削平”，那么仗以后应该是不消再打了吧？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2月10日，一封来自太原的电报敲醒了他的美梦。平素憨厚老实的“阎老西”竟要反水了，一场范围空前的反蒋大战正“山雨欲来”。

一、“电报战”序曲：

阎锡山的“反水”之路

“政坛老油条”阎锡山自辛亥革命时被推选为山西督军，今后便长期控制晋省，无论北京政府的主人是袁世凯、段祺瑞，照旧吴佩孚、张作霖，他都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一概表示支持。到了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后，阎锡山又动起了识趣行事、更换门庭的头脑，他派赵戴文面见蒋介石，表示乐意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6月，山西省“易帜”，阎锡山改组晋军，加入了北伐行列。1928年6月，他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入北京，成了“北伐元勋”，还被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使晋系一举取得河北与平、津两市的控制权，收获不可谓不丰盛。

▲二次北伐时期的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

显然，蒋阎关系一开始并不算太坏。在北方，蒋介石更担心的是军力雄厚的冯玉祥，把平、津两市交给晋阎，无疑也有着牵制冯玉祥的思量。对于蒋“拉阎打冯”的计谋，阎锡山心知肚明，因而在1929年蒋介石发起的历次讨“逆”战争中，他一再亮相支持南京，甚至还与张学良联名发表通电“拥护中央”。

为了表彰阎的“忠诚”，1930年元旦，国民政府向其发表一等宝鼎勋章。谁都不会想到恰恰是这个“公忠体国”的阎老西摇身一酿成了下一轮反蒋大战的牛耳。

那向来“拥蒋”的阎锡山为何突然计划“反蒋”了呢？其中缘故原由并不庞大，眼看已往一同北伐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相继都被蒋“收拾”，阎锡山掰掰手指以为下一个也快轮到自己了，“兔死狗烹“，对冯玉祥的态度自然有所变化；另外，阎在晋军给养补贴的问题上与南京方面早已存在抵牾，原来蒋介石曾许诺由中央财政每月补贴阎部80万饷项，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连晋阎控制下的河北地域的卫戍经费都拖欠了数月未发放，这令阎锡山大为不满。

1929年6月，冯玉祥因部下上将韩复榘、石友三阵前倒戈，使西北军的反蒋战事无形瓦解，被迫宣布下野。阎锡山见状，立刻约请冯到太原，而且向蒋介石喊话，要与冯玉祥一起出洋考察，促成海内和平。经蒋重复劝说，阎放弃了出国的计划，然而这招“挟冯自重”产生了相当大的威力。今后直至次年3月，冯玉祥一直呆在山西，形同软禁，外界纷纷传言阎、冯即将重新互助，这也让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态度产生了担心。

为了能督促阎锡山发兵讨冯，1929年11月，蒋介石提请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可阎宣布就职之后却始终按兵不动，气得蒋在《日志》里痛骂阎老西“奸诈欺人”、“惟利是图，不知党国为何物”，蒋、阎之间的嫌隙至此愈益加深。只管此时蒋依然不认为阎锡山有胆子发起“叛乱”，但随着西北军、桂系、汪精卫“改组派”以及“西山集会派”诸路反蒋人马都搜集到阎的周围，阎锡山已隐然成为反蒋阵营公认的首脑，其发动对蒋作战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电报战”第一回合：

“蒸电”vs“文电”

1930年1月15日，阎锡山自郑州讨伐唐生智的前线悄然返回太原，此前他与西北军鹿钟麟商量，告竣了双方互助反蒋的开端协议，向蒋介石终极摊牌的时刻已经到了。不外，阎锡山的“摊牌”并不是立即向蒋介石“刀兵相向”，而是以一封说话十分婉转的电报开始的，这便是2月10日发出的“蒸电”，电报内容如下：

▲阎锡山书法

“窃念钧座受先总理付托之重，艰巨创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部队之编遣，党国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以后知难而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多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报钧座者，戋戋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事故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武士之恐慌愈甚，挑拨诽谤之时机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痛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爱国之心不易体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

继思同持青天白天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同搏伤亡者，皆为武装同道；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为今之计，谦逊为国，舍此莫由，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国之党，自此以后，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议决案。······今者山确认武力同一不特不易乐成，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滴泪上陈，敬祈垂察。”

阎锡山这封“滴泪上陈”的电报洋洋洒洒几百字，可说是“绵里藏针”、“话里有话”。他先大拍蒋介石的马屁，说其受孙中山生前托付，北伐同一，可谓劳苦功高，接着又给蒋戴了顶“高帽子”，说功劳这么高，为的是之后知难而退，我阎或人是亲耳听你这么提及过的，那现在也到时候啦，不如咱们哥俩就一起下野，到外洋享享福吧。

那为什么各人都非得下野不可呢？阎锡山说了，是由于你蒋介石在同一之后还在天天打仗，弄得党内骚动、民怨沸腾，说到底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同持青天白天之旗同为党军”、“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嘛，不如咱们一起下野，既然国民党以党治国，那有什么意见，可以交给党来做决议，就不需要劳烦你我亲自动手了。

显然，阎锡山所谓“追随钧座，谦逊为国”只是一句漂亮的空话，蒋介石绝不会由于如许一封电报亲易下野的。“蒸电”的要害乃是点出了蒋自编遣集会以来针对地方实力派发起的武力同一不得人心，其潜台词呼之欲出：如果你继续一意孤行，那我阎或人就要有所行动了。

▲1929年1月，编遣集会闭幕合影（前排左五冯玉祥、右七蒋介石、右六阎锡山）

收到阎锡山这么一封“阴阳怪气”的电报，蒋介石心里自是一百个不痛快，他在《日志》中写道：“晚接阎电，约数百字，大意劝我与其同时下野，以谦逊为国之说为辞。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要领以捣乱，······客岁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智慧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大概是还抱了一丝能末了“拯救”一下阎锡山的期望，2月12日蒋介石很快拟了一封回复阎锡山的“文电”，电报内容如下：

“承示谦逊为国及武力同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诚。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捐躯，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势，是乃奖乱助争，与谦逊为国之旨拔苗助长。

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终以和平同一为职志，筹备编遣悉取公然，苟非反动派运动一部门不逞之武力，以为扰乱之工具，天下兵戎早息。中央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对于依附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同一之目的？”

针对阎锡山呼吁的两人一同下野的主张，蒋介石在电报里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下野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下野的。为什么呢？由于我当领导不是自己喜爱当，是为了“革命救国”，以是不能随任意便说不干就不干的。至于说为何北伐同一后还在不停打仗，蒋介石表示中央一向是要和平的，要不是几大“诸侯”仗着手里有枪有人，大搞破裂，天下早就安定了，敷衍这些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乱臣贼子”，除了武力弹压，难道另有别的好要领吗？

相比“蒸电”，“文电”的说话一样巧妙非常，蒋介石只是就事论事，回应了阎锡山在“蒸电”里提出的问题，并未简朴地斥责阎准备搞“叛乱”。只管云云，“文电”的焦点思想却是十足倔强的，那便是对任何敢于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权的团体或小我私人，蒋介石都会不留人情、亲手挞伐，不信的话，你阎锡山尽可以来试一试。

三、“电报战”第二回合：

“元电”vs“删电”

“文电”的内容激怒了阎锡山，他迅速于2月13日回复了一封“元电”：

“锡山与钧座一德同心专心，共维党国，矢志勿渝。惟思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锡山以为本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气力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革命的党人破裂，革命的武士残杀，非惟革命救国不易，革命乐成亦难至······

锡山以为随钧座暂息仔肩，使攻击者失其目的，反动者无所捏词，无目标、无捏词，固然无人赞同，是灭其气势，是止乱，是息争，非奖乱，非助争也。······锡山于此尤有挂念者两点，请钧座加以思量。将多数党员划出党员圈外，国民革命能否举行无阻？多数武士置之讨伐之列，和平同一能否真正完成？”

▲1930年11月，阎锡山登上美国《期间周刊》杂志封面

阎锡山在“元电”里的口吻明显比“蒸电”要“冲”了许多，他集中针对蒋介石“文电”的两条论点加以驳倒。起首，蒋在“文电”中认为阎要他下野是没安美意，延长他履行革命职责，反而是在添乱，阎于是反驳道“革命”与否又不是你蒋或人说了算的，在我看来，各人都是革命的，与其打来打去，没有止尽，不如下野，以免沦为众矢之的，这但是至心实意在为你的出处思量，你蒋介石怎么就不识好歹呢？

其次，蒋介石“文电”的焦点思想便是现阶段实行武力同一乃巩固国民政府的唯一途径，阎锡山对此则根本阻挡，他提出“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先钻营各方的休战罢兵，你好我好各人好，不要总是想着彻底消灭对手，否则以武力钻营“同一”，只能是越打仇人越多。到了电报末端，阎锡山甚至根本怀疑根据蒋介石的这套统治路数，所谓国民革命和国度同一还能不能实现。

收到阎的“元电”后，蒋介石判断阎锡山怕是执意要发动战事了。他在《日志》中写道：“接阎复电，要挟我下野，······叛迹已露，余不再复其电。”他这次不计划亲自回复阎的电报，而是约请党内元老胡汉民、谭延闿和王宠惠以立法、行政和司法院院长的名义联名回复了一封《删电》：

“假设老师之下属，亦以老师不谋于中央者不谋于老师，以老师要挟介公者要挟老师之左右，则赫然震怒其可能免？此请三思以出之者一。······止乱犹不如无乱，中央频年不得已而举讨伐之师，海内叛乱次第荡平，方将积极建设开始训政；不图老师独见其微······直令厌乱者惊疑，好乱者色喜，是曰止乱，何异于造乱。此请三思出之者二。

······即曰戡不如止，自桂系以至于唐生智等，其初中央何尝不本止乱苦心。持以宽大，及其止无可止，乃不得不戡所必戡。若必曲护反叛，以咎戡乱之中央，则老师风陵渡之出师，郑州之命驾，又将何以自解？此请三思出之者三。”

胡汉民等人摆起党内老资格，把阎老西好好地教训了一通，他们要阎想清晰三个问题：第一，假使你自己的下属也像你现在如许嚷嚷着叫你辞职不干了，你作何感想？第二，现在政府的平乱行动行将收尾，此时你阎老西却在那儿大放厥词，以为我们打仗打错了，你这种论调完满是在助长新的战乱。末了，若是你真以为南京中央打击地方实力派是不对的，那你之前那么热心地协助我们又是打冯玉祥、又是打唐生智是为了什么呢？

四、“电报战”第三回合：

“巧电”/“号电”vs“皓电”/“养电”

当阎锡山和元老们大打口水仗时，他听闻蒋介石方面已经开始举行部队的动员和部署了，这不是明摆着要和我开干吗？于是，2月18日他又给蒋发了封“巧电”，好好理论一番：“此次敢犯钧意，纯属为党为国，兼为钧座及锡山之汗青谋也。”

▲1930年3月，晋军保安队张贴招募新兵布告

见阎老西如许不依不挠，蒋不得不再次出头回复电报，2月19日他发出了一份“皓电”：

“十三日电未即裁达，以中正所陈革命救国本为义务，吾人不容放弃责任以奖乱助争，及中央积极于和平同一，惟不得不以武力制裁叛逆之义，不邀谅鉴，重加责难。以我辈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结果如斯。中正惟有痛自悔愧，更何容哓哓辞费？俱已由胡谭王三院长续进忠言，果兄不认为逆耳之谈，临崖勒马，正未为晚，尤不必中之渎陈。

中正日来静默思过，何以平日负疚党国之处，不能得兄随时指陈匡救，而突于此时严重督责，雷轰霆击，必欲中正立即放弃党国赋予之重任，以证实外间所传：兄利用他人失败，不得不亲自倒蒋之谣言。······往者不追，兄本日宜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并切实卖力实行编遣集会之决议案，以昭示大信于天下。”

蒋介石说，我没有回复你阎老西13号的电报是有缘故的，由于我和三个元老的观点完全一致，如果你还能听得进三元老的话，本也不必我老蒋再亲自出头絮聒。之后，蒋便把阎锡山是不是想要称兵反叛这层“窗户纸”一把捅破了，他说我这几天静下心来想想，平日里也不见你老阎指出过我什么过失，为何如今倒如许痛心疾首，还非要我下野不可呢？

我明白了，怕不是由于你阎老西计划“反叛”吧？我但是听说你连冯玉祥的部队都拉拢好了，要让我信赖你前频频电报里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那也不难，你让冯玉祥出洋，然后根据编遣集会的决定把部队交出来，那我就信你没有私心，你敢不敢呢？

蒋介石用听从“编遣集会”这一招狠狠将了阎锡山一军，迫使阎不得不对“编遣集会”的正当性加以还击，2月20日，阎锡山回复了一封“号电”：

“······止乱有方，戡乱始有结果。至于编遣固为当务之急，惟党国者以党为主体，小我私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停滞，应一齐交还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心事，反不能使人体谅，而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

阎锡山表示你老蒋所谓的“编遣”也无非是满足小我私人欲望的工具，不是出于全体国民党员的意见，现在的国民政府虽然号称“党治”，但党完全握在你蒋或人手里，要我实行“编遣”，除非你把权利交出来，由党主持。

▲1930年4月，蒋介石方面向河南前线运送部队和车辆

公然指责蒋介石坐拥“小我私人武力”，阎锡山的这番言论已是讲得很露骨了。如何对其加以驳倒，令蒋颇费犹豫，他在2月22日的《日志》里写道：“上午纠正复阎电稿，攻心为上之一法，犹冀其觉悟罢了。”颠末重复修改，蒋介石于当天发出了洋洋一千二百字的“养电”：

“中正自信只知有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小我私人。吾人以身许党为国服务，即举生命与自由尽献之于党国，以党之意志为意志，以国之休戚为休戚，生命且不敢自私，岂武力可据为己有？但有党国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乱，实现主义，巩固国防，正吾人天职所造也。

······中正躬受总理之付托，开办党军，又奉党国命令，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非敢以小我私人武力为中心。······中正惟听从党国之命令，执行党国所赋予之职权，以为党国扫除叛逆，何得指为小我私人中心之武力乎？”

蒋介石立誓他把整小我私人都奉献给党了，而且一向都是惟党之公意是从的，他掌握的武力是党的武力而并非他小我私人的武力，对地方实力派的打击也是党的决定而非他小我私人的决定，以是阎锡山的指责是无的放矢的。

五、“电报战”终极回合：

“敬电”vs“宥电”

眼看发了这么多通电报，依然不能在口舌上占据上风，阎锡山便寻思找冯玉祥、李宗仁等其他反蒋气力作帮手，壮高阵容。2月23日，以阎锡山领衔，45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客岁3月确立蒋介石统治基础的国民党第三次天下代表大会是有问题的，他们要责备体党员重新投票，解决“党统”纠纷。

趁着这波舆论鼓噪，阎锡山于当日向蒋介石发送了他在“电报战”中的末了一封电报“敬电”，指责蒋包揽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代表，毫无公信力可言：

“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义正辞严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不知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急，实肇于此。”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合影

阎锡山质疑三全大会，无异于就是根本质疑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正当性，而与冯玉祥、李宗仁发表联名通电则说明地方实力派间的“反蒋大联合”已经形成。事到如今，蒋介石以为再同阎老西说什么也都是“鸡同鸭讲”，他在《日志》里写道：“观之使人愤激，不能忍耐。”

2月26日，蒋同样回复了阎锡山末了一封电报“宥电”，在还击了阎关于三全大会非法的论调之余，也明确告诉阎，如果再一意孤行，就只能将其作为违法乱纪之徒加以讨伐。

“······党国危乱，乃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阻挡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法者，在其时或曾勉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意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自己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贰言，亦不拒绝当选？忽于本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国者果云云乎？

无怪论者谓：兄醉翁之意，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罢了。······昔之对袁劝进者，今殆欲以袁自居，而以武力迫人也。果云云又何须谈革命？何须谈党国？”

六、小结：“电报战”的真正作用？

随着蒋、阎“电报战”的落幕，形势便急转直下。3月10日，阎锡山放归冯玉祥；3月15日，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司令；4月1日，阎、冯、李分别宣布就职，公然与南京政府决裂；4月5日，南京下令通缉阎锡山，范围空前的中原大战就此开打。

从2月10日阎锡山发送“蒸电”，到4月5日被南京通缉，蒋、阎之间的“电报战”和各种舆论战险些连续了两个月，为什么双方在开战之前要云云装腔作势、大逞口舌之快呢？

已往普遍的观点认为，蒋、阎的这种电报战只是为了各自动员部队打的“烟雾弹”，简直蒋介石在“电报战”期间已经开始调动部队，但回首一下“电报战”的全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对于这场冲突将怎样睁开实在一开始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反而可以如许认为，恰恰是“电报战”的不停举行促使了中原大战的发作。

▲1930年9月1日，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

从阎锡山一方来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蒋介石电报往还，他的“反蒋”刻意得到了清晰的表露。由于阎“政坛不倒翁”声名在外，其时各路反蒋权势对阎锡山都不大信托，以为他就是个双方倒的“骑墙派”，很可能会临阵退缩，因此在“蒸电”公布后，包括冯玉祥、李宗仁等人都没有立即亮相，而是意存张望。为了能团结反蒋权势的人心，收获更大支持，阎锡山就需要不停去打这场“电报战”，而且对蒋的口吻盘旋余地也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滴泪上陈”到末了的开门见山，其反蒋态过活益明确，也终极得到了其他反蒋权势的拥戴。

从蒋介石一方来说，他早先对阎锡山的动向一直拿捏不定，从其本意来说，履历了1929年的各场战事，也并不希望再与阎锡山兵戎相见。以是，蒋在“电报战”中始终怀着一个“和平解决”的期待，固然，随着“电报战”的进展，阎的口吻越发倔强，蒋也意识到战争恐无可制止，为此，除了乘隙睁开军事部署，如作甚南京方面争取舆论上的自动，宣示政府和平解决的诚意，把开战的责任推到阎锡山一边，成了他的眷注所在。这也是蒋介石乐意和阎锡山继续打“电报战”的紧张因素。

有趣的是，从蒋、阎“电报战”的内容看，双方争执的焦点渐渐从军事的问题集中到了党的问题上，正如学者金以林指出的，由于国民党一直标榜“以党治国”，即便像蒋介石、阎锡山如许完全依赖军事权利确立自身职位的人物，在云云的政治大配景下，也都必须要打出“党”的招牌。

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是“目无党纪”，而在阎锡山看来，自己的行动恰恰是在“护党救国”。为了能在“党统”上压蒋介石一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期间终极决定延揽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集会派，召开北平“扩大集会”，组建政府。通过“争党统”来定是非，可以说反应了国民党建政以来的期间特色。

中原大战一共打了五个多月，战场遍及半其中国，双方投入军力近140万、死伤30万、泯灭军费5亿元，人民的伤亡和产业丧失更是不可胜计，这场战争对于久经战乱的中国无疑是一场新的浩劫。只管终极得到了战争的胜利，但面临战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局面，蒋介石也有所悔悟，以为已往一味迷信武力同一的想法并不正确：“以余本日之职位，应以和为威，以德为武，则国治而事成矣。当主之以和、德为要。”为此，他在战后开始有意调解统治计谋，越发夸大与党内差别派系的包容与互助，惋惜为此支付的代价着实有些太过高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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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蒋介石，人们会说他是流氓身世，靠拉帮结拜，阴险狡猾得来政权。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笼络学生，而且为了得到政权，抛弃妻子娶宋美龄，甚至是与黑社会的黄金荣、杜月笙等帮派老大搞关系。

蒋介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

《蒋介石这小我私人》